張世傑想“討個公道”,已經想了整整70年。
  他拖著腿,滿屋尋找起訴書的複印件,一邊喃喃地說著“放哪兒了”,一邊快速翻動著客廳桌上的書報。他脊背消瘦,佝僂著腰,身子微微搖晃。最終,老人在床邊找到了那一摞厚厚的紙。
  坐回沙發上,他把已經揉得發皺的起訴書捧在膝蓋上,緩緩翻動。裡面列著37個原告,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麵,用鉛筆畫了小波浪線。
  “現在還活著的,就剩下我和牟漢章了,他90多,我也89了。”張世傑輕聲感慨。
  今年2月26日的上午9點40分,他在家人的攙扶下,一步一步挪上臺階,出現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立案大廳門口。
  訴狀的原件,交到了立案庭法官的手上。作為一個二戰期間被擄至日本的中國勞工,張世傑要狀告日本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(原三菱礦業株式會社),“讓他們為我吃的苦道歉賠償”。
  這條漫長的告狀索賠之路,張世傑已經跋涉了十餘年,他三次赴日本,三次索賠無果。一周前,法院立案的消息傳來,這是二戰中國勞工狀告日企首次在國內立案。
  如果開庭,張世傑將第四次站到證人席上,講述70年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。
  他絮絮叨叨地描述著當年18歲的自己。那時,他還有著茂密的頭髮,門牙也並未脫落,身姿挺拔,更是祖上三代人里,“頭一個識字念書的娃”。他在河北省武強縣一所“抗日軍人家屬子弟中學”里讀書,不但是“優秀分子”,還曾幫著老師,做一些抗日的地下工作。如果沒有被日軍擄走,屬於他的人生,必定全然不同。
  儘管在張世傑的小兒子眼裡,患有腦溢血的父親,可能無法站在證人席上,“口齒清晰”地作證,但張世傑本人從未產生過不出庭的念頭。
  他從書架的最上層,小心翼翼地抽出《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口述史》叢書中的“第二捲”,整本書書頁已然被翻得捲起邊兒,從第362頁起裂成三瓣。那是關於他的部分。5萬字左右的篇幅,鋪了整整70頁。
  書的前幾頁印著採訪到的所有擄日勞工的舊照片,其中一頁被折了起來。照片上是他70多歲時的樣子,那時候,他的記憶力也比現在“好得多”。
  但他強調自己“還能記得住”,為了證明這一點,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回憶,自己當初在三菱礦業位於日本長崎的礦坑下,代號是“那那永九永”,指阿拉伯數字7744。
  1944年6月,張世傑被日軍用麻繩捆綁得結結實實、驅趕上一輛卡車,和其他30多人擠在一起,那是他平生“第一次坐汽車”。他惦記著家裡老婆和剛出生的兒子。這個剛成為父親的年輕人沒有想到,他再見到大兒子,將會是五年之後了。
  他被押到“離家幾十里地”的衡水縣,被塞進已經擠滿了人的10平方米的小牢房,10天后,又連同90來個人一起,被“裝進”一節運貨的“悶罐子車”,只有一指寬的一處縫隙可容新鮮空氣通過。沒有人有力氣說話,當火車抵達天津衛時,許多人都暈了過去。開往日本的船,在海上行駛了將近兩周,最終抵達日本北九州市門司港。
  3月18日下午,在北京的發佈會上,回憶起這段經歷,老人捂著臉“嗚嗚”地哭了起來。
  比起最近一次乘坐飛機去日本,這位老人反而對那段更遙遠的記憶,印象更深。他至今叫得出那些挖煤工具的日文發音。他以證人的身份,重新回到當年挖礦的地方,向律師介紹這處讓他“仍然感到恐懼”的地方。“這是礦區”,“這是我們居住的華人寮”。老人抬起手指著前面:“拐過彎有一口井。”
  70年前,他被迫在這裡挖煤,直至抗日戰爭勝利,才被送回中國。但張世傑並不認為這事就這麼算了。
  在即將到來的開庭中,他將要求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,按每位中國勞工賠償100萬元人民幣的標準支付賠償金;併在中日多家媒體上,用中、日兩種文字,刊登謝罪廣告並承擔廣告費,“簡單一句話,讓他們賠”。
  自從去年因腦溢血住院,這位老人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,前些年,他還能騎著小三輪,載著老伴在北京的衚衕里轉悠,現在,他醒著時都在家讀書看報。
  2007年,他還能夠獨自飛去日本出庭。他在證人席上大聲講述自己的經歷,“比現在記憶力好得多”,也“有條理得多”。
  日本最高法院在終審判決中,確認了日本企業逼迫他們“在惡劣的條件下,從事過重的體力勞動”、“可以認定本案受害者們在精神和肉體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”。但最終,法院以“中國人已放棄索賠請求權”為由,免除了相關日本企業的法律責任。
  張世傑的女兒回憶,那一次,父親“很沮喪”,回家後,悶悶不樂了很長時間。
  他參加了一些二戰擄日勞工幸存者聯誼會和索賠組織,和有著相同經歷的人們聚會,互相安慰。他們當中,有的失去了親人,有的落下了殘疾。張世傑在日本礦區落下了嚴重的胃病,幾十年來 “不能吃硬的、冷的”,發作起來“疼得睡不著”。至今吃飯,他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粥。
 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,這位老人一直奔波在“討公道”的路上。他寫了幾萬字的回憶錄,憑記憶畫出礦區的草圖,五個孩子零零星星地聽他講述往事。
  最初他是興奮的,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幸存者去世,勝訴的日子似乎遙遙無期。
  小兒子甚至懷疑,父親的腦溢血時常發作,或許同他因這件事而大起大落的情緒不無關聯。
  但張世傑並沒有放棄,這次遞交起訴書後,代理律師同他聊了一個多小時,以確定老人是否還能夠出庭作證。張世傑認為自己“還能行”。他清了清嗓子,讓嗓音顯得更加洪亮。
  醫生認為老人已經出現阿茲海默症先兆,前幾天,在參加完外孫女的婚禮後,老人感到有些疲憊。他開始答非所問,一遍又一遍地,把當勞工時的事兒重說。
  “這是頭一次國內立案,”張世傑撫摸著放在膝蓋上的起訴書說,“或許能贏。”
 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立案,讓張世傑對“討回公道”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代理律師表示:“根據手頭現有的證據和事實,沒有理由不勝訴。”
  張世傑曾和另一位幸存者一起前往日本,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討公道之路。一路上,他反覆回憶律師的叮囑:遇到困難,就找中國大使館。時隔五十多年,再次來到日本的他,儘管覺得踏實了許多,但仍然感到不安。
  或許他從沒有擺脫1944年的夏天。
  “我本來有很多夢想。”張世傑回憶著自己在學校念書時候的狀況,但略有些混亂的記憶,又開始扯著他不斷重覆講述被抓住時的過程。
  他描述自己曾帶過一種名為 “響圈”的東西,那是一個有活扣的鐵圈,套在脖子上,一根長鏈子把每個人的鐵圈都串起來,拴在大門的鐵環上。
  在日本當勞工的那一年中,張世傑曾夢見過自己“跑回去了”。他所在的華人寮的確曾有逃走的人,但都被抓了回來,甚至,有一個逃跑者,因為無法生存,被迫回到了礦區,原來,“山下是大海”。
  1945年12月,張世傑回到了中國,卻仍然沒能回家。在北洋大學的校園裡,他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,直到後來在易縣負傷,才藉機離開了軍隊,前往北京投靠親戚,做小買賣維持生計。
  “一想起來就想哭。”他說。
  他搬出厚厚的一摞書,包括上下兩冊的《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》。老人表示,平時最愛看這些“歷史和軍事”的書籍。為了這次的出庭,他承認有必要把自己寫的“回憶錄”再回顧一下。
  “整個冬天我們都挨餓受凍,身上穿的還是夏天在塘沽上船時發的汗衫兒,勞動了幾個月,衣服都磨得破爛了,住的房子是木頭片釘的,四面透風,我們在井下挖煤裝車的時候還不覺得冷,等收工到了地面以後,立刻就覺得刺骨。”回憶中,長崎的冬天飄著雪花,那幾乎是他一生所經歷的、最冷的冬天。
  文革期間,因為那段在日本“交代不清的歷史”,張世傑被關進了牛棚,隔三差五被批鬥。妻子兒女的工作和學業也因此大受影響。
  “全家上下都籠罩在陰影中。”小兒子皺著眉回憶,“父親被擄去日本,改變的不止是他一個人的命運。”
  同戰爭年代許許多多遭逢離亂的幸存者一樣,張世傑本以為自己會就此平淡地生活下去,沒想到多年以後,女兒偶然在報紙上看到尋找二戰擄日勞工幸存者的報道,拿給老父親看,竟然激起了他討回公道的念頭。
  張世傑一次次站在了原告席上,現在,他希望即將出庭的是“最終勝利的一次”。他“很有信心”,決定要穿得“整整齊齊”地出庭。
  他曾經對擄走他的人“恨之入骨”,但隨著年歲的增長,那些強烈的情緒漸漸平息,老伴兒發現,張世傑現在越來越“溫和”了,提起往事,他不再“破口大罵”。
  “日本人也有好人。”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,想起了曾為擄日勞工索賠而奔走的日本律師,甚至想起了當年在礦井下、還有著惻隱之心的個別日本工頭。
  張世傑現在想要的,是三菱礦業的一個道歉。
  “還有賠償。”想了想,他又梗著脖子補充了一句。“真現實啊,”小兒子在旁邊開玩笑,張世傑不甘心地嘟囔:“憑什麼不賠償呢?”  (原標題:一位二戰中國勞工的最後一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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